我和奥吉·雷恩认识将近11年了。他在布鲁克林中心考特大街的一家雪茄店当售货员。只有在那家店才可以买到我钟爱的荷兰雪茄，所以我常常去那里。奥吉身材瘦小，经常穿一件带帽兜的蓝色运动衫。他的性情有些古怪，喜欢搞恶作剧，喜欢说俏皮话，总是讲一些与天气、大都会棒球队或者华盛顿政客们有关的趣事。我对他的了解仅限于这些。然而，几年前的一天，他在店里翻阅一本杂志时，碰巧看到一篇关于我的作品的书评。书评里附有我的照片，他因此知道那是我。自那之后，事情发生了变化。对奥吉而言，我不再仅仅是一个顾客，而是一个名人。多数人对书和作家比较关注，但奥吉更甚，因为他自认为是个艺术家。破解了我的身份秘密后，他便将我视为同党、知己和兄弟。说实话，我觉得这很尴尬。随后，不可避免的时刻来了，他问我是否愿意看他拍的照片。鉴于他的热情和善意，我似乎找不出拒绝的理由。
在商店后面一个没有窗户的狭小房间里，奥吉打开纸箱，拿出12本一模一样的黑色相册。他说，在过去12年里，每天早上7点整，他都会站在大西洋大道和克林顿街的交会处，从同一个位置取景，拍一张彩色照片。至今，他已经拍了4000多张照片。
翻阅着这些相册，我的第一反应是，这是我见过的最奇怪、最令人费解的东西。所有的照片都一样，表现得极度重复，令人感觉麻木，相同的街道与建筑反复出现。我想不出要对奥吉说些什么，于是继续翻看，不时点头假装赞许。奥吉显得很平静，面带微笑地看着我，但在我看了几分钟之后，他突然打断我，说道：“你看得太快了，不慢下来的话，你就无法理解它。”
我拿起另一本相册，迫使自己给予细节更多的关注。我注意到天气的变化，还有与季节更替同时发生的光线、角度的变化。最后，我终于能够察觉到人流与车流的细微差别，能够预测不同日子的节奏。然后，一点一滴地，我开始认出照片中的脸庞。了解照片中的人后，我开始研究他们的姿态，他们每天路过的方式，试图从照片显示的信息中揣摩他们的心情。我仿佛能够想象出他们每个人的故事，似乎能够洞悉他们那些深藏不露的秘密。我拿起另一本相册，不再觉得无聊，不再如最初那般迷惑不解。我意识到，奥吉是在拍摄时间，包括自然的时间和人类的时间。他将自己置身于世界的一个角落里拍摄时间，并心甘情愿地视之為自己的事情，他守候在自己选定的那个空间里。看着我在研究他的作品，奥吉一直开心地笑着。随后，似乎读懂了我的心思，他开始吟诵莎士比亚剧作中的句子。“明日明日复明日，”他轻声吟道，“时间悄然迈着碎步。”那时我明白了，他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。
这件事之后他又拍摄了2000多张照片，其间，我和奥吉多次讨论他的作品。但直到上个星期我才知道，他当初是如何得到照相机并开始拍照的。
那一周的早些时候，《纽约时报》的一位编辑打电话给我，问我是否愿意为圣诞节当天出版的报纸写一个小故事。我的第一反应是拒绝，但是那人极富魅力且一再坚持，临近谈话结束的时候，我告诉他我愿意试一试。然而我刚挂断电话，就陷入深深的惶恐之中。“圣诞故事”这个短语让我产生了不愉快的联想，让我想起那些糟糕的、虚伪的、甜腻腻的、感伤的故事。即使最好的圣诞故事，也不过是美梦成真，成人的童话——假如我允许自己写那种东西，我就完蛋了。
我的圣诞故事毫无头绪。周四，我出去散步，花了很长时间，希望室外的空气能使脑子清醒一些。中午刚过，我停下来想买些喜欢的雪茄。奥吉在店里，他一如往常地站在柜台后面。他问我近来可好，我毫无目的地向他诉说了自己的苦恼。“圣诞故事？”他说道，“就这个？朋友，如果你请我吃午饭，我可以给你讲一个最棒的圣诞故事。我保证，故事中的每个词都是真的。”
我们走进一家狭小而热闹的熟食店，点了些吃的，然后奥吉就开始讲述他的圣诞故事。
“故事发生在1972年的夏天，”他说，“有一天早上，一个年轻人到店里偷东西。他20岁左右的样子。我觉得一生中从未见过比他更可怜的商店窃贼了。他站在远处靠墙放平价书的书架旁，往雨衣口袋里塞书。那时恰好很多人围在柜台旁，所以刚开始我并没有看见他。发现他在偷东西，我脱口大叫一声。他像受惊的野兔一般落荒而逃。等我从柜台后面冲出来，他正沿着大西洋大道一路狂奔。追了他近半个街区后，我放弃了。他身上掉下一样东西，既然我不想再追，就弯下腰去看看是什么。
“他掉的是钱包。里面没有钱，不过有他的驾照，还有三四张照片。我本来可以叫来警察，将他逮捕，但我没有这样做。我从驾照上知道了他的名字和地址，有些同情他。他叫罗伯特·古德温，不过是个小混混。看了钱包里的照片后，我再也无法对他感到愤怒了。在一张照片里，他挽着母亲或祖母站着。在另一张照片里，10岁左右的他坐在那儿，身穿棒球服，笑容可掬。我寻思着，他现在很可能在吸毒。一个布鲁克林的穷小子，真是没事可干了，不然，谁会在乎几本不值钱的平装书呢？
“于是，我留下了钱包。每过一段时间，我就会想将钱包还给他，但一直拖延着，并未付诸行动。圣诞节那天，我无所事事。通常情况下，老板会邀请我去他家一起庆祝圣诞节，但那年他和家人去佛罗里达州探亲了。我寻思着，为何不做件好事呢？于是我穿上外套出门，准备亲自将罗伯特·古德温的钱包送回去。
“我找到那间公寓，并按响了门铃。我等了好一会儿，就在准备离开时，我听到有人拖着脚步走到门前。里面传来了老妇人的声音，问是谁。我告诉她，我在找罗伯特·古德温。‘是你吗，罗伯特？’老妇人说道。随后她开了很多把锁，才把门打开。
“她至少有80岁，很可能90岁。我很快注意到，她是位盲人。‘我知道你会来的，罗伯特，’她说，‘我知道在圣诞节你不会忘记艾瑟尔奶奶的。’然后她敞开怀抱，似乎想要拥抱我。
“几乎还没弄清楚发生了什么，我便听见自己脱口而出的回答。‘对的，艾瑟尔奶奶，’我说，‘圣诞节到了，我回来看望你。’别问我为什么这么做，我自己都不知道。也许我不想让她失望或出于其他原因，我也不知道。事情就这样发生了。随后，这位老妇人突然在门口抱住了我，我也抱住了她。
“我没有明确地说我是她的孙子。我并不想欺骗她。似乎我们两个都决定要玩一个游戏——无须讨论游戏规则。我的意思是说，老妇人知道我不是她的孙子罗伯特。虽然她上了年纪，有些痴呆，但还不至于分辨不出陌生人与自己家的孩子。假装不知道真相可能让她感到快乐。既然没有更好的事情去做，我也乐意陪陪她。
“我们进了公寓，一起度过了那一天。每当她问我过得怎样的时候，我就对她撒谎。我告诉她我找到一份好工作，在一家雪茄店上班，快要结婚了，还编造了很多美好的故事，而她仿佛全都相信。
“过了一会儿，我感到饿了。家里似乎并没有多少食物，于是我去附近的商店买了一大堆东西：半成品的全鸡、蔬菜汤、一罐土豆沙拉、一块巧克力蛋糕，以及其他食物。艾瑟尔的卧室里还藏有几瓶红酒，于是我们成功地拼凑了一顿相当不错的圣诞晚餐。我记得，我们都喝得有点儿醉。这时我想要撒尿。和她说了一声后，我便顺着走廊朝卫生间走去。事情在这个时候再次发生了转折。假扮艾瑟尔的孙子已经够愚蠢了，但我接下来做的事情更加疯狂，在这件事情上我永远无法原谅自己。
“走进卫生间后我发现，靠着淋浴的墙边整齐地摆放着六七部照相机。全是崭新的35mm焦距的照相机，一看就是高级货，还装在包装盒里。我推测这是罗伯特干的，这里是他最近所获赃物的储藏间。我此前从未拍过照片，当然也没有偷过任何东西，但在卫生间看见那些照相机的那一刻，我决定拿一部回去。就这样，没有一丝犹豫，我将其中一部照相机夹在胳膊下，然后回到了客厅。
“我离开不过几分钟的时间，艾瑟尔奶奶已经躺在椅子上睡着了，我猜是喝了太多吉安蒂红葡萄酒的缘故。我去厨房把碗和盘子洗了，碗盘碰撞发出的叮当声响也没有吵醒她，她还打起了呼噜。看来没有必要去打搅她，于是我决定离开。她看不见，所以我也不必写纸条告别，拍屁股走人就行了。我把她孙子的钱包放在桌上，拿起照相机，走出了公寓。这就是故事的结尾。”
“后来你有没有回去看她？”我问。
“去看过一次，”他说，“那是三四个月之后的事情了。我对偷照相机一事深感内疚，我一直没有用过它。一天，我终于下定决心要归还相机，但艾瑟尔已经不在那儿了。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别人已经搬进了她的公寓，新主人也无法告诉我她去了哪里。”
“很可能她死了。”
“對，很有可能。”
“这意味着她和你度过了她的最后一个圣诞节。”
“可能是吧。我以前没这样想过。”
“这是件好事，奥吉。你为她做了一件好事。”
“我对她撒了谎，还从她那里偷走一部照相机。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认为这是件好事。”
“你让她快乐。那部照相机本来就是偷来的。这与你从照相机的真正主人那里拿走完全不是一回事。”
“为了艺术可以做任何事情，是吧，保罗？”
“我没那么说，但至少你让照相机发挥了应有的作用。”
“现在你已经有了圣诞故事，对吗？”
“是的，”我说，“我想已经有了。”
我停顿了一会儿，端详着满脸坏笑的奥吉。我不确定，但那一刻他的眼神是如此神秘，并闪现出他内心的欣喜，我突然想到也许整个故事都是他编造的。我准备问他是否在骗我，随即意识到他是绝对不会告诉我的。重要的是，我相信了他的故事。只要有一个人相信，那么故事就可能是真的。
“你是个厉害的家伙，奥吉，”我说，“谢谢你帮了我大忙。”
“随时愿意效劳。”他答道，依旧用那种狡黠的眼神看着我，“如果不能和朋友分享秘密，那么算什么朋友？”
“我想我欠你一个人情。”
“不，没有。把我讲述的这个故事写下来，你就不欠我什么了。”
“除了还欠一顿午餐。”
“对，一顿午餐。”
奥吉微笑着回应，我也报之以微笑，然后叫来服务员埋单。
（朱权利摘自《译林》2017年第4期，李晓林图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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